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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世纪教育沙龙
No.35 在美国“发现”教育——蓝带小学和哈佛大学的故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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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3年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副教授向蓓莉带着女儿赵思楠前往美国。一年后,回到国内的赵思楠已经会用“文明的七大特征”来描述自己就读的加州桑塔丽塔小学和北京中关村四小的区别。这成了向蓓莉重新思考中美教育差异的契机。
上周末,麦可思副总裁王可、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杨东平、北京三帆中学朝阳学校执行校长李建文,和向蓓莉共聚21世纪教育沙龙,探讨由中美基础教育比较所引发的种种问题:美国小学真的玩得多、学得少?美国的家庭与学校如何分担教育责任?以及美式“轻松”教育,要如何学习?


  
宽松“随意”的课堂,自由还是低效?

    在美国观察基础教育一年,令向蓓莉体会最深的是英语课,楠楠所在的5年级第9教师的英语课,几乎不用教材,而这正是课堂自由的最佳体现。
    向蓓莉说,她去询问授课老师为何不用教材,“不想老师立即从书柜里取出一本教材,说她认为这些支离破碎的课文对孩子没有好处。”惊讶的向蓓莉又去问校长,校长告诉她,学校给予老师这样的权利。取教材代之的授课方式,是阅读大部头的小说。
    英语课的课堂练习自由度也很大,包括小组排演话剧、写魔幻小说和写诗歌。向蓓莉说:“在中国,作文的中心思想还是以德育为主,而在桑塔丽塔,学生们写押韵的诗、写魔幻小说。”
    然而,高自由度课堂的另一面,也可能是低效。北京三帆中学朝阳学校校长李建文就此表达了不同意见。曾经在美国普纳荷等多所学校采风过的李建文表示,在美国的学校课堂上,老师教学会出现不规范的情况“例如高中的社会研究课,讲美国宪法的制定。整整一个小时仅让学生画画,这样的课堂效率是不够的。”
    不过,李建文也承认,在坚持单位时效的同时,放慢整体速度也很重要,“从长期而言,教育还是一项慢的艺术。”
    更何况,至少在私立学校,美国学生的学业并不“轻松”。向蓓莉说,“一本教材有好几百页,科学课已经讲到了变量,还要做变量可控的实验!”李建文也观察到,“美国学生的书包也特别沉,教材阅读量大、学科课程多。”
    “轻松”的,可能是学习的方法。同样是学习社会史,中国的学生主要靠背诵,而在桑塔丽塔的社会研究课上,通过戏剧教育是学习方法之一,“学校和一个教育公司合作,后者负责引导学生们用戏剧演出的方式,学习美国独立战争史中的时间节点。”向蓓莉说。

  家庭与学校,教育担子怎么分?

    美国的学校教育之所以看上去“轻松”,另一层可能的原因在于,学校的教育担子有很大一部分由家庭扛走。杨东平认为,在这方面,中美差异巨大。“美国的小学2点45分下课,高中3点半下课。学校要为家庭留出必要的时间。”他说,“学校只能提供基础的教育,对每一个孩子独特的关心只有家长才能完成。”
    王可认同杨东平的观点。从小在美国长大、毕业于哈佛大学的王可认为,美国除了精英学校之外,也有相当一部分学校提供不了良好的教育条件。这时,家庭就该发挥它应有的作用。“哈佛大学虽然对我影响至深,但父母的教育是更为根本的。”她说,“我的父母长期投身公益,这就影响了我整个人生的选择。”
    当然,对学生而言,最好的情况仍是学校和家庭能融洽合作,制定教育的共同目标。向蓓莉说,她曾问桑塔丽塔小学的校长:“你有没有觉得处在老师和家长的夹缝中?”校长回答没有,因为整个学区的目标制定过程都邀请家长参加。学校会问家长:“你们希望自己的孩子成为什么样的学生?需要教育管理者做什么?你们要做些什么?”向蓓莉表示,这是中美教育生态的差别:美国家长和学校共享教育资源和决策,参与治理的权利更大。
    然而,在中国,现有的状况恐怕一时无法扭转。在杨东平看来,中国原本非常深厚的家教传统已难恢复,如今最重视家庭教育的家长关注的似乎也仅仅是分数,为此把家庭教育应有的功能都放弃了——中国的家庭教育被大城市绑架,以至于丧失了它的独特功能。
    “在城市,家长们对孩子的期待是出人头地、有房有车,将其视为主流价值观;在农村,大多数家长把孩子扔给学校,认为学校该负教育的全责。”杨东平说,“家庭与学校的关系需要重新定位。向好的教育学习,学校和家长需要共同努力。”
 
美式“轻松”教育,中国如何学?
 
不得不承认,美国基础教育中有值得中国学习的元素。但在谈到如何学习时,处于教育一线的李建文校长也坦白道出了此中的无奈。“大家公认美国课堂是尊重学生的个性,强调对个体的关注;中国很多老师都有这样的意识,但是我们做不到。”在桑塔丽塔小学,小班化教学,一个班级只有20名左右的学生,老师能够关注课堂上的每个孩子。即使在北京,每个班大概都有40至50名学生,其他地方每个班超过100人的情况也很正常。面对这样的情况,“老师会不自觉地由对个体的关注转向对整体的控制”,李校长援引美国一位教育学者的话说道。
李校长认为,中国教育资源不如美国充分,且应试教育痕迹明显,学生的学习负担和压力较大,厌学情绪时有出现。然而在这样的背景下,李校长所在的三帆中学朝阳学校仍然做出了一些有益的尝试。
关于课程,“我们北师大附中(朝阳学校)在课程设置上开放了很多,下午3:40到4:40都是学生兴趣课”,李校长坦陈,北京的许多学校在这方面做得都是不错的。通过开放部分兴趣课程,学校大大减轻了学生的学习压力。
而关于学校与父母关系方面,朝阳学校也做出了改变。学校也设立了家长委员会,在学校的管理上,也将家委会纳入。李校长每学期会给家委会做一次工作汇报。他视家长为学校很重要的资源,而不是对立面。如此一来,学校与家长之间对孩子的教育互相推诿的状况即有所改观。然而对比向老师对美国家长对学校事务的参与,不难看出,在这一方面中国教育才刚刚迈出了尝试的第一步。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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